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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地圖曾因植物而重繪。中英兩大帝國掀起戰爭,致使版圖巨變,導火線不過是兩種植物:罌粟與茶。 罌粟(Papaver somniferum)為鴉片原料,十八、十九世紀,東方國家常以鴉片作為鎮定劑。鴉片的種植與生產地,是一七五七年納入大英帝國版圖的土邦:印度次大陸。在帝國勢力的撐腰下,東印度公司(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)獨霸了印度鴉片的販售。 茶樹為(Camellia sinensis)山茶屬。中國曾幾乎壟斷茶葉。茶有「液玉」的美名,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栽茶、採茶,運用炒青等各種工序製茶,並批發出口,那就是中國。 東印度公司將鴉片賣到中國,收入用來買茶。中國則將茶賺取的白銀,向印度來的英國商人買鴉片。這貿易關係持續了近兩百年。 以鴉片換茶不僅讓英國大賺一筆,更是英國經濟的命脈。英國政府每十英鎊的收入,有近一英鎊是來自茶的進口關稅與販售稅,總金額之龐大,相當於每人每年付出一英鎊。這個新興工業國家,就是靠著茶葉稅來支應各種必須支出,如造橋鋪鐵路,給付公務員薪資。鴉片對於英國經濟來說也同樣重要。印度是維多利亞女王皇冠上的閃亮寶石,而統治印度的經費就是靠販售鴉片。雖然英國冀望印度經濟自給自足,但是十九世紀中期,英國為擴張印度西北邊疆領域,發動了一連串戰事,因此耗費巨資;無論這塊肥沃廣大的次大陸創造多少獲利,皆快速消耗殆盡。 這些植物產品的三邊貿易,推動了一種世界性的經濟結構,而英國也促成這些植物的種植、加工與販售:無論是印度罌粟或中國茶,英國都要拿到好處。 十九世紀中期,中英關係降到冰點。北京皇帝早在一七二九年「正式」禁止鴉片販售,然而接下來上百年,鴉片仍可走私進入中國(值得注意的是,維多利亞女王也禁止鴉片在英倫諸島販售,此諭令大致獲得遵守)。鴉片銷售量穩定攀升,光是一八二二年至三七年,銷售量就成長五倍。中國朝廷已有人不滿外邦人行為乖張,不忍國人鴉片癮如瘟疫擴散,因此欽差大臣林則徐奉命前往廣東通商港口,在一八三九年封鎖廣州十三行,要求三百名英人交出價值達六百萬美元的鴉片(相當於今日幣值的一億四千五百萬美元)。待鴉片交出,封鎖解除,林則徐令五百名工人在近三百萬磅的鴉片中加鹽與石灰攪拌,傾入珠江。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為保住鴉片換茶的大生意,遂派軍宣戰。 這場戰爭中,配備現代化汽船的英軍,重創僅以木製帆船應戰的中國。中國慘敗後簽訂《南京條約》,割讓香港島,新增五個通商口岸。英國人一個世紀以來透過低姿態的外交,卻無法獲得任何成果,更凸顯和約的退讓程度超乎任何人料想。 自馬可波羅(Marco Polo,約1254-1324,威尼斯商人)之後,鮮少有西方人深入中國。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的兩百年,英船僅能停在中國南方珠江口的通商口岸廣州,英人不得離開倉庫,許多人甚至未曾見過近在一百八十公尺外,六公尺厚七.五公尺高的廣東城牆。英國贏得鴉片戰,等於打開中國內陸的通商之門,雖然只是一道門縫。 在增設五口通商後,英國商人夢想將中國內陸的華美絲綢、精緻瓷器與芬芳茶葉,賣到世界更多角落。商人們開始構思是否能直接與中國生產者交易,不再透過難以相處的仲介,亦即掌控廣東倉庫的行商。銀行家想像中國有眾多富人、豐富礦藏、作物、植物與花朵,彷彿到處是待價而估的商品。 然而第一次鴉片戰爭建立的秩序並不穩固。曾經驕傲自大的中國不敵英國的船堅炮利,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,遭到徹底羞辱,理當嚥不下這口氣。英國政商界擔心,中國皇帝失了面子,恐將准許國內合法生產鴉片,破壞和約締造出的脆弱平衡,更打破印度(與英國)壟斷罌粟的局面。 倫敦市遂出現新的聲音:英國有能力確保茶源,也必須這麼做。鴉片戰爭時,拿破崙戰爭早已結束,然而曾參與過特拉法加(Trafalgar)與滑鐵盧(Waterloo)戰爭的勇者,對外交政策仍大有影響,意見舉足輕重。亨利.哈定(Henry Hardinge, 1785-1856)是曾隨納爾遜勛爵(Lord Nelson, 1758-1805)與威靈頓公爵(Duke of Wellington, 1769-1852)打敗拿破崙的大將,在擔任印度總督期間,曾警告英國須防中國挑釁: 中國土壤實與印度同樣適合種鴉片。我認為不出幾年,北京政府的確可能允許鴉片種植合法化,威脅我國政府目前一大收入來源。因此我國應竭力促成印度種植茶葉,長期之後,此舉將與壟斷鴉片一樣能創造收入,且更安全。 若中國將鴉片合法化,會使原本的經濟三角關係出現嚴重缺口:英國不再有錢買茶、金援印度戰事,或支持國內公共建設。中英兩國互依的經濟關係並不光彩,彷彿只靠交換兩種花朵便結下的不幸婚姻。若中國若自行栽種鴉片,將終結這段關係,但英國承擔不起分道揚鑣的後果。 印度喜馬拉雅山區與中國頂級茶區不無相似。喜馬拉雅山海拔高,土壤肥沃,終年雲霧繚繞,茶樹不僅可獲水氣滋潤,也能避免驕陽炙曬。常結霜的氣候能使茶湯清甜芬芳,增添更多層次,甘美飽滿。 英國與東方國家的貿易,是仰賴植物產品挹注大筆收益,因此植物研究者的地位跟著水漲船高。原本只被視為園丁者,終於名正言順恢復「植物學家」的身分。十九世紀中期,植物學家不再是頭戴帽子、腳蹬釘鞋,只管照料球莖、花朵與灌木叢的鄉巴佬,反而躍身為改變世界的勇者。他們採集的外國植物,可能在英國本土及整個大英帝國發揮科學、經濟與農業價值。隨著活體植物的移植技術日臻成熟,職業植物獵人可採集與運送的異國植物標本也日益增多。 現在,英人活動範圍不再局限於中國最南岸,而是能深入產茶與製茶區。若想在印度製茶,英國必須取得頂級茶樹的健康標本、數以千計的種子,及中國知名茶廠流傳數千年的知識。這項任務得交給植物獵人、園藝家、竊賊、間諜。 英國需要的人,名為羅伯.福鈞(Robert Fortune)。